|
1 人生已過四十三載，卻如兒時孑然一身
尼采的友人 －－作曲家克澤利茨（Heinrich K窃elitz，譯註：尼采友人，曾協助他定下《偶像的黃昏》書名，兩人並共同校對該書）－－給了他這個春天到杜林去的主意。飽受頭痛之苦的尼采，一直不確知自己想定居何地，只知該避開強烈的陽光、酷暑和嚴寒。夏天，他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區﹔冬天，在法國里維耶拉（Riviera）；到了四、五月，他卻無所適從。克澤利茨則覺得，位於阿爾卑斯山腳的義大利皮埃蒙特省（Piedmont）首府杜林，恰是座落在海濱勝地與高山區之間的理想駐留地。別人也都稱讚，那裡空氣溫和乾爽，隨處可見壯麗景觀，還有石材覆蓋的長廊，可容戶外散步時有個遮蔽。尼采臨到最後一刻，才下定決心從他避寒的尼斯出發。他匆匆寫了一些信，說他將於四月二日星期一，搭乘列車，遷居杜林。
這次遷移所需的時間，用不著一天。途經法國東南才剛剛終止國家主權的薩伏依王國（the Kingdom of Savoy）。然而，有一點果然印證了神經質尼采所憂心的事情：在這趟沿著地中海北岸前進，經義大利亞利山德里亞（Alessandria）和亞斯堤（Asti），繼而轉往內陸的旅程中，樣樣都出了差錯。他遺失了行李﹔在沙弗納（Savona）轉車時，又搭錯了火車；隨之而來的複雜情況，更令他覺得不舒服。因此，他必須在距離熱那亞市（Genoa）不遠的山皮耶達里納（Sampierdarena）租個房間，度過兩個晚上。而這些原先並不在他的計劃中。於是，他乾脆來趟額外之旅，到熱那亞的舊市中心走一遭，最後在四月五日星期四那天，繼續前往杜林。
在沙弗納時，他也許看錯了月台上的標示，或列車車身掛著的目的地站牌。他只會說簡單幾個字的義大利文，而且不戴眼鏡時，是個四分之三的盲人。他讓自己帶著手提行李，上了往熱那亞的火車，而沒有往杜林去。
因自己無能而傷了自尊的他，轉而把怒氣出在山皮耶達里納當地人的身上，指責他們用他既付不起，又不得不付的天價來剝削他。結果，惹來一陣陣令他動彈不得的偏頭痛。他告訴另一個老朋友歐弗貝克，這是他有生以來最糟糕的一趟旅程。
「看似不過一段短短的旅程，卻或許是我（有生以來）運氣最不好的一次。一股深沉的無力感，在途中擊倒了我，讓我做起什麼事來都不對勁、都那麼愚蠢笨拙……我再也不應該冒險、獨自旅行了。」對一個要讓別人了解自己的哲學家來說，這段話的重點是，他並不乏以戲劇化的方式來呈現自我的本事。
這場戲到了杜林，仍然持續下去。尼采抵達杜林時，十分疲倦，而且在他新賃的住所中，頭幾天根本無法成眠。那兒的天氣也令他大失所望，天色陰沉且下著雨，氣溫也起起落落得令人不適。「都還沒有老呢！只不過是個研究哲學的人，只不過是個活在主流邊緣的人，充其量只是在邊緣而已！」他抱怨道。他是個極會疑心自己有病的人，但不出一星期，他就開始覺得自己幾乎恢復「正常」了（譯註：又開始覺得自己生病了）。
另一方面，他才剛剛詳述過兩件痛苦的經驗；這兩件痛苦的經驗，構築成他的心靈生活，他也因此賦予自己－－一個被敬而遠之的德國作家，一個得不到愛的教授－－一種深刻的意涵。第一件是主題為「寂寞」的情節劇，混雜著他自認是無人傾聽的天才和先知的感覺。第二件是「生病」和「復原」的悲劇性循環，這使得杜林成為他神智清醒時的最後一個家。住在一個陌生的地方，周圍都是陌生人，而且那些人說的都是外國話。他確實感到信心動搖。前塵往事，湧上心頭。
自從一八七九年自瑞士巴塞爾大學（Basel University）退休之後，寂寞就是他的宿命。當年他才三十四歲。
他以罹病，以及沒有足夠時間追求自己的研究為由，正式迎接了離群索居的孤寂生活。他有那股「Machtgefuhl」（力量感）－－必須利用自己的天賦和能力，去完成什麼事情的使命感。若不是讓自己斷絕了與一個過度嚴苛的學術機構的關係，或許他也不會寫出大半的作品－－所有在《人性，太人性》（Human, All Too Human）之後完成的那些作品－－而在歷史上留下印記。但是，他同時也病得不輕，因此，當他開始過起漂泊的寫作生涯時，也正是他最脆弱的時候。他必須準備好，忍受這些痛苦。
他承擔著世界級文藝復興思想家的知性天職，因此這樣的獨立思索，至少在象徵意義上，是一種很適合他的生活方式。我們現在可以對他的心靈狀態，描繪出約略的印象：一個才情洋溢的漂泊者尋求短暫的慷慨資助，並不知不覺闖入了現代世界。正如深受希臘哲學家的悲劇觀所影響一般，尼采因著名的瑞士學者布克哈特（JacobBurckhardt，譯註：巴塞爾人，一八五八年起任教於巴塞爾大學），也愛上了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。
布克哈特談到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，是以「大量獨立於切身環境之外，中立而知性的樂趣」為生。尼采在巴塞爾大學聽到他時，歡欣無比，並從此敬愛這個不歸屬於任何團體，卻能看出知性樂趣的人。
|
